马太效应之下，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向互联网头部企业集中—— 谷歌拥有大约90%的互联网搜索市场。

第三，通过信用市场创造内生社会资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传统经济学提出的刺激增长的逆周期政策，从货币的角度来看都可能是有害的。

资本问题已依靠土地金融制度创新基本解决，国际直接投资（FDI）占中国GDP的比重越来越小。但货币与债务挂钩后，大国的劣势就可能变为优势。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但也由此埋下了外循环解体的种子。事实上，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超出了实现资源全球配置的最初设想，它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现代经济的底层架构——中国的基础货币生成机制。其中，产品的种类取决于发明和创新，在这一环节中，资本起决定作用——资本充裕的一方获得的资本价格更低，能够支持更长周期、更大风险的投资，进而把固定成本压到最低。

中国为什么会接受这一看上去更有利于资本的全球分工？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导致其资本极其短缺。由于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极其广泛，一旦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对美元所造成的冲击会比多数人的预估大得多，无序超发的美元可能突然供大于求，世界货币体系无预警解体的风险会因此增加。与欧美国家直接向个人和企业发放现金补贴不同，中国的抗疫措施更偏向供给端的恢复和稳投资，在货币政策方面虽然前四个月有比较明显的宽松和真实利率的下行，但是在2020年5月份以后短期利率、长期利率都就开始逐步上行。

首先，在释放和激发传统消费增长上，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和手段。疫情冲击后，居民对工作、收入预期自然持谨慎态度，加之疫情冲击下中国不但没有降息，反而在二季度以后引导实际利率（国债到期收益率）不断上行，结果造成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增速高达9.5%，而居民净存款（存款-贷款）增速高达10%以上。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表明，2002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约18%，而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此前根据收入及地区细分数据测算，2013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也为18%，虽然不同的统计主体有可能采用了不同的计算口径，但是也说明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上升从2013以来才开始加速，平均每年增加2400-2600多万人。又比如，流通领域的改革也可以促进传统消费需求。

三是既要扩大传统消费需求，更要创造新消费需求。从长期来看，中国的消费在GDP占比应达到70%左右才能形成内循环为主体的相对稳定的增长动力结构。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是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标准，即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100美元之间（经购买力平价调整）。若不加以区分，不但会掩盖消费疲弱的真实情况，还有可能严重误导决策。与此类似，特斯拉新能源汽车、泡泡玛特潮流玩具、故宫文创产品等等，都是依靠企业家的创新，用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拼多多用五年多时间就崛起为中国电商第三极，说明三四线城市、县乡消费、老消费也存在挖掘机会。

得益于生产端的率先恢复以及海外部分订单向中国转移，中国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将达到历史高峰。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预估，2020年中国汽车总销量预计为2530万辆，同比降幅2%左右，远好于原先预期，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130万辆，同比增长8%左右。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2020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37.1、422.5和14.6。因此，如何激发消费潜力，是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关键，也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重中之重

参见戴维·S·埃文斯，《平台经济学：多边平台产业论文集》，253-254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106年。就当前而言，这种自主性已经达到空前的高度，其原因与宏观大背景以及众多的因素有关，在此无法予以展开，仅仅从自主性的供需两侧稍作分析。

深层原因则与互联网等新技术的一些本质特征有关，如超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互联网的全球连通性，创造性破坏效应，以及因互联网等新技术所带来的财富集中、收入和就业分化等社会性问题。互联网等新技术的社会影响有着极其复杂的作用机制，这里只能简单地提及三个方面：其一是互联网等新技术使收入分配更加有利于资本而不是劳动，这加剧了财富向最富有阶层集中的趋势。

9.威廉·鲍莫尔：《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第22页和第129页，中信出版社，2016年。毫无疑问，马云所面对的困境的突发原因，与2020年10月24日那个富有激情，甚至有些火药味的演讲有关。由于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这些特征与生俱来，因而在某程度上也是超级平台的一种原罪。其二是惧于寡头公司的强大影响力，缩手缩脚，以至于出现大而不能倒大而不能拆大而不能管的问题。不仅本已板上钉钉，估值高达2000亿美元的蚂蚁科技的上市钟声未能如期敲响，摆上庆功宴的香槟未能如期打开，云集在蚂蚁名下的众多名流精英即将到手的巨额财富也成了一场空欢喜[1]，而且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姊妹公司阿里巴巴也大受牵连，股价已经从2020年10月27日最高位的317美元一路下跌到当年12月24日的222美元，每股损失近一百美元，市值缩水近30%。10.这并不意味着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背离的所有创新都应该被禁止，而是禁止那些社会成本高于社会收益的创新活动，这意味着监管者需要对创新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进行权衡。

互联网等新技术的社会影响，无疑也是马云和阿里巴巴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深层原因。在美国，由国会、司法部和各州所发起的针对四大互联网巨头——谷歌、脸书、亚马逊和苹果——的反垄断行动，包括听证、调查以及起讼和司法审理等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这一被媒体戏称为淘宝大战工商局的事件[12]，自然引发各界关于阿里巴巴大而不能管的质疑。19.最新的一个例子是超级平台进入社区蔬菜零售市场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尤其是平台利用各种手段包括补贴抢走小贩的生意，被认为不仅涉及不当竞争，而且也危及小贩的生存。

在商业批发和零售领域，可以看到线下商店的全面衰落以及线上零售的蒸蒸日上。垄断问题和不满的日积月累已经接近某种临爆点，这让监管风暴呼之欲出。

但是，现在监管的利爪已经长出，能力缺失问题已经得到根本改观：通过立法过程的不断加速，以及新立法和既有法规修订的双管齐下，与平台有关的各种监管法规，包括金融科技监管和反垄断的法规体系曾经存在的空白已经被补上，这为依法监管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石。20.2020年12月17日，中国出租汽车产业联盟致函市场监管总局和交通部，呼吁继续对四年前滴滴优步合并案进行反垄断调查，并查处平台存在的其他垄断行为。猝发事件会产生某种焦点效应，让各种本来是散乱的注意力迅速聚焦，并让更深层次的因素逐渐显露，其结果是一个更大的事件或风暴的降临。二是平台聚合要素、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也要比传统线下的成本低得多。

超常的范围经济效应使得平台跨行的、多元化的经营变得更加容易，而且多元化程度越高，范围经济效应可能就越大。事实上，大众传媒和社会各界一直在关注欧美国家针对超级平台的反垄断动态，这种关注必然会以示范效应的方式转变为国内反平台垄断的呼吁和行动压力。

如同博弈论所揭示的，当你通过非理性行为能够获得比理性行为更大的收益时，非理性行为才是一种真正的理性行为[4]。到了2020年，前十富豪中有五个与超级平台有关。

与此同时，在各种会议、论坛和自媒体中，专家和公众也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参与其中。本文将遵从剥洋葱式的由表及里的分析方式，从突发原因到中层原因，再进入到深层原因，以便对此困境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金融科技整治和平台反垄断风暴给出一种尝试性解释。

长期以来，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都使马云赢得了无数的喝彩和掌声，让媒体、投资者和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趋之若鹜，当然也使马云成为阿里巴巴商业帝国，甚至是整个互联网世界无可替代的最佳代言人。很明显，马云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很大程度上源于互联网的这种异常强大的创造性破坏特征，或者说与之高度契合。深层原因的分析可以看成是对内核的分析，一种基于逻辑的分析和一种本体的解释。众所周知，金融监管部门压倒一切的目标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而金融稳定是这一稳定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以淘宝平台为例，它如同一个独立、自治的商业王国，有自己一整套关于交易流程和纠纷解决的规则体系，商家无需在有关部门办理证照，而只需在平台注册并遵守淘宝规则即可营业。换言之，是整个社会为金融科技平台埋单，以及某种意义上的不计代价。

11.林远：淘宝大战工商总局余烬：三大悬疑待解，经济参考报，2015年1月30日。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马云特有的个人风格的叙事方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与互联网平台的一些天然属性，尤其是所谓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有关。第四，与监管能力提升相辅相成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监管部门日益增强的自主性或权威性。